汉唐时中原王朝与周边，维持宗主对藩属的册封关系和贡赉关系，中原王朝并未以对等观念处理周边问题；宋则不然，北疆出现与之对峙的契丹及党项羌族建立的王朝——辽与西夏，是两个典章制度完备、自创文字并且称帝的国家，又与赵宋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宋朝一再吃败仗，以致每岁纳币，只得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以对等的国与国关系处理与辽及西夏事务，故宋人所用“中国”一词，便具有较清晰的国家意味。

“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1005—1045）首次以“中国”作专论：

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

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

石介虽仍持“内中外夷”观念，但已经有了国家疆界分野，强调彼此独立，“各不相乱”。宋以后，“中国”便逐渐从文化主义词语向国家意义词语转变。

一个朝代自称“中国”，始于元朝。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派往日本的使臣所持国书，称己国为“中国”，将日本、高丽、安南、缅甸等邻邦列名“外夷”。明清沿袭此种“内中外夷”的华夷世界观，有时也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中国”一词，但仍未以之作为正式国名。

时至近代，国人逐渐从“往日之观天坐井”，变为“测海窥蠡”，中国观发生变化。

清末郑观应（1842—1922）突破“王者无外”、中国在世上“定于一尊”的传统观念，指出，国人必须“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方能改变“孤立无援，独受其害”的窘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