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看一眼地图，就会惊讶地发现，科索沃“独立”使丘吉尔1946年所描述的“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的“铁幕”从东欧的西界实实在在地推至俄罗斯家门口。欧洲力量及其依托的地理基础又接近恢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凡尔赛”格局，罗斯福、马歇尔为挤压欧洲而设计出的“小欧洲”（即西欧）的地缘政治布局已经改变。可以说，当年那个“凡尔赛—华盛顿体制”没有在远东出现的当下，一个新“凡尔赛体制”在欧洲正在出现。而乌克兰事件的结局无疑是对欧洲即将完成的统一进程的拦腰一击。这对美国甚至对英国来说，真是利好的消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好像早就看透了。1975年9月21日，毛泽东在谈到苏联对欧洲的威胁时，对来访的英国前首相希思说：“美国人会怎么样？会保护欧洲吗？我是怀疑。真要打起来，它会要跑，跑回去，不干涉，然后再回来。”毛泽东40年前指出的美国外交的这一特点，仍适用于今天的欧洲——同样也适用于今天在钓鱼岛问题上色厉内荏的日本；如果读读 1953年6月22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朝鲜停战致李承晚的信，就会知道美国人是不会为它的盟国流更多的血的。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1919年，麦金德发表题为《历史的地理枢纽》的小册子，指出了美国崛起必将依赖的苏联路径，他说：“美国最近已成为一个东方强国，它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俄国来影响欧洲的力量对比。”不知是否出于这样的智慧，2014年4月25日，奥巴马在韩举行记者招待会时表示：“如果普京总统溺水，我当然会救他。”此前普京在同俄罗斯民众的“直播连线”中被问及如果他溺水的话，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否会救他。普京回答说：“奥巴马是一个相当正派和勇敢的人，他肯定会这样做。”如果将此对白理解为双方在暗指地缘政治依存相关性，那就不能不承认奥巴马总统已有了罗斯福联袂斯大林共建压垮欧洲的“雅尔塔体制”的智慧。果如此，奥巴马缺的只是几乎不可能出现的“马歇尔式”的参谋班子和拥有与罗斯福同样有力即独立于华尔街垄断资本的权力；果如此，等待奥巴马总统的很可能就是尼克松——毛泽东说尼克松下台是因为“他得罪了东部大财团”——式的命运旋转，用基辛格评价里根时期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的话评价奥巴马自相矛盾的对俄政策就是“美国的政治格局也只允许他做到这一步”。

奥巴马真是生不逢时：今天的美国已从一个依靠实体生产的国家异化为一个寄生在“石油美元”上的国家，其外交的重点是要保证国际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对于那些不愿以美元而以其他币种进行石油结算的国家，美国不惜用军事手段予以惩罚。这时“美国生产”依靠的不再是国民劳动而是对外战争，“美国制造”的不再是民生产品而是美元和各式有价证券。这时的美国已由华盛顿的美国蜕化为华尔街的美国。华尔街使人民离劳动更远，离战场更近；为华尔街国际资本而不是为美利坚民族利益到世界各地打仗成了美国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美国国民的“生存方式”。今天的白宫已没有独立税权、金融权，遑论国有经济支持，白宫早已为艾森豪威尔所警告的“军事—工业复合体”即华尔街垄断资本所绑架，成为华尔街的附庸。如果说昨天的罗斯福生逢“运来天地皆同力”辉煌，那奥巴马面临的只能是“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悲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