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发文，鼓励办西学，惟独禁止中医办学。教育总长汪大燮甚至公开说，“余决意今后废除中医，不用中药。” 国民党统治时期，曾以立法形式通过《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两度准备消灭中医，但因当时中医药的民众基础深厚而未能得逞。但中医药遭受的歧视和误解逐渐形成了社会心理，社会地位随之江河日下。

在旧社会，邓铁涛空有一身本领，却无太多用武之地。

1938年，日本侵略军狂炸广州，邓铁涛避难于香港，与同学4人在文威东街南北药材行会址，合办南国新中医学院(夜校)，并于九龙芝兰堂药店坐堂应诊。在救亡运动、进步文化影响下，他读了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和介绍共产主义初步知识的书籍，还学习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及《鲁迅全集》等。在此期间，他深深感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自己学习钻研中医有很大帮助。这竟成为他以后探索中医药学宝库的一把钥匙。香港被日军侵占后，邓铁涛返回广州，辗转于穗港及武汉之间，行医谋生，处境窘迫。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广州，翌年他到广东中医专科学校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医学从奄奄一息中苏醒过来，但未能迅速恢复。新中国之初，当时中央卫生部主管领导甚至认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着封建社会的打倒一起打倒，规定不许中医进医院，要求中医学习西医。2012年4月13日，《南方日报》采访邓铁涛时，邓老激动地回忆起了这段历史：“卫生部原副部长王斌1952年要中医学习西医、改造中医，毛主席把他免职了，要西医学中医。”“毛泽东对中医的评价是很高的，说‘中医药学是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挖掘，加以提高’。”

在毛主席的指导下，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医药学在新中国又焕发出了勃勃生机。特别是赤脚医生制度的兴起，靠着一根银针、一把草药，中医用极其低廉的成本解决了困扰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农村缺医少药的历史，人均寿命大幅提高，被世界卫生组织树立为典范。

毛主席为了中医“撑腰”，不惜先后撤掉王斌、贺诚两位卫生部副部长，彻底改变了中医的困难处境，也给邓铁涛这样的中医人才提供了施展抱负的广阔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