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见到过的领导人中准备最充分的一位。他在会前已熟悉了情况，只有在技术性很强的细节上才问他的助手。

基辛格曾对我说，周的谈判技巧会使我感到惊异。此话果然不错。大部分谈判不但涉及实质性问题，也涉及象征性问题。我与毛泽东会见后，周恩来和我坐下来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谈。开始时，周恩来提出了一个象征性问题，巧妙地考验我的决心，看看我到中国来这个行动是否说明我准备放弃过去坚持的观点。

“正像你今天下午对毛主席说的，我们今天握了手。”他说，“可是杜勒斯不愿这样做。”

“可你说过，你也不愿同他握手。”我回敬说。

“不见得，”周恩来回答说，“我本来是会同他握手的。”

“那好，我们握手吧。”我说着便在桌上把手伸过去，再次同他握手。

周恩来似乎对这个话题发生了兴趣。他接着说：“杜勒斯的助手史密斯先生本来不想那样做，可是他没有打破杜勒斯定下的规矩，所以只好用右手端着一杯咖啡。握手不能用左手，所以他就用左手握了一下我的手臂。”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

周恩来又说：“但在那个时候，我们不能怪你们，因为国际上都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铁板一块，西方国家也是铁板一块。现在我们知道了，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已经冲破了老框框，”我表示同意地说，“我们现在是按每一个国家自己的行为来看待它，不是把它们笼而统之归为一类，也不因为它们都坚持这种哲学就说它们都是漆黑一团。我愿诚实地告诉总理，当时我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成员，所以我的观点与杜勒斯先生一样。但是，后来世界变了，人民共和国与美国的关系也必须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