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央党校有很深的渊源，1933年5月23日，毛泽东曾给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高级班学员讲中国苏维埃革命史。他生动地讲述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发生发展的过程，并回答了学员提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我们为什么不能进行议会斗争和其他合法斗争？”等问题。学员肖锋曾写道：“毛主席讲的课，言简意明，通俗易懂，解答了我们心中不太明白但又迫切想知道的问题，打开了我们困惑的心结，像黑暗中的一盏明灯指明了我们今后战斗的道路。”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前身是1931年11月初创立的苏区中央局党校。毛泽东曾给苏区中央局党校的学员们讲过课。苏区中央局党校的源头则是1928年1月至1929年4月间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在遂川县城、宁冈茅坪象山庵、茨坪、兴国潋江书院等处开办的党团训练班和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毛泽东不但主办了这些训练班，而且担任主要课程的讲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归纳的10条党内教育的教授法，来自他亲身的教学经历。

从1935年11月中央党校在陕北复校到延安整风运动之前，毛泽东也经常到中央党校作报告、参加中共中央在党校举办的活动、出席学员的开学或毕业典礼。党校师生无不以见到毛主席、听到毛主席的讲话为荣。1942年3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其政治指导由毛泽东负责。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毛泽东不仅直接领导了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而且具体指导了中央党校各方面的工作。当年中央党校的规模、影响在中国共产党党校发展史上前所未有；其所创造的经验历久弥新，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向学员作调查

毛泽东为中央党校制定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校训。他在党校的言行，也是实行党的三大作风的典范。学员来到党校就成为毛泽东的调查对象。除了在党校开座谈会，参加小组讨论，毛泽东还找学员个别交谈。当年毛泽东经常在延河边上散步，有时就信步走到党校来了，遇见谁就跟谁聊。许多干部从前方回延安进党校学习，或者离开党校到前方或其他根据地任职，毛泽东都要找他们谈话。就笔者阅读所及，此类谈话有近百人次之多，这里仅举两个例子。

1943年冬，原八路军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江华和夫人吴仲廉进党校学习。毛泽东听说江华回延安了，就到副校长彭真处叫他去见面。

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了山东敌后及回延安沿途所见所闻，特别问了这些地区的群众生活情况。江华后来回忆：“关于沿途所见的情况，我说，一路走马观花，没有深入了解，只看到一些表面现象，鲁西北、冀鲁豫、太行等地群众生活都比较苦，最苦的是太行山区，老百姓面黄肌瘦，衣衫破烂。在晋西北只住了一夜，匆匆忙忙，谈不出什么。毛主席说，我们的干部，每到一个地方，要察言观色，就是看老百姓吃得怎么样，穿得怎么样，脸色怎么样，情绪怎么样，通过这些现象的观察，就了解到群众生活的基本情况。当然，这还是不够的，但了解群众的第一步，应当是察言观色。

最后，毛主席又问我各地的生产怎么样，要我写一个关于生产的材料。我因为一路上没有留心生产的问题，所以没有完成任务。从毛主席的谈话中，我看出，他当时是把组织生产，解决群众和军队最基本的生活问题，克服根据地经济困难，作为头等大事来考虑的。毛主席是十分重视调查研究的，他除了通过正式渠道，从文件、报告、电报中了解情况外，经常找各地回延安的同志谈，通过各种方式作调查，掌握更多的材料。这种深入调查研究的作风和方法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继承的。‘察言观色’四个字，毛主席赋予了它深刻的含义，我铭刻在心，始终没有忘记。它教我观察问题从个别到普遍，从特殊到一般，从表象入手，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从中找出普遍的本质性的东西；它还教我关心群众，热爱群众，把人民的冷暖甘苦时刻记在心里，当好人民的公仆。”

中央党校四部学员张金保是工人出身的六大代表、六届中央委员。六届四中全会后，因为反对王明的所作所为，被开除党籍。1944年3月，一部学员在讨论党的历史和路线问题时，曾经请张金保介绍过六大的情况。这年秋天，毛泽东亲自到中央党校找张金保了解六届四中全会的情况。毛泽东在党校有一间办公和休息的窑洞，他请教务主任张秀山把张金保找来，和她整整谈了半天。既调查了解了六届四中全会的具体情况，又做了张金保的思想工作。这次谈话张秀山全程陪同，他曾写道：毛主席在做张金保的工作中也使我受到极大的启发，学习到了毛泽东同志注重调查研究和善于做思想工作的作风。